“扶得起”：亟需公民意识崛起

——编者 　　

      案例回放： 　　

      ●2011年9月2日，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，在离家不远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，无人敢扶他，1小时后，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。 　　

      ●2011年8月26日，江苏南通的长途车司机殷红彬、乘务员郁维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伤的老太太，事后，老太太指称司机为“肇事者”。后由于其车辆装了监控探头，一看录像，真相很快大白，老太太乃是自行摔倒。事后老太太家属登门致歉。 　　

      ●2009年10月21日，天津车主许云鹤因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王老太，被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判赔108606元。 　　

      ●2006年11月20日，一位老太太在南京一公交站台被撞倒。老太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。老太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，彭宇则称冤枉。 　　

      ●今年3月5日，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理论部副主任谈方教授发起设立了“搀扶老人风险基金”，旨在为因为搀扶老人而深陷纠纷的人提供法律与经济援助。

      社会公德：不能因“扶不起”而“做不起” 　　

      记者：乐于助人、见义勇为作为社会公德，本是每个公民应该自觉做到的，但结合以上案例，您现在怎么看待这种公德？ 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首先，老人摔倒，路人救他却反被诬告，这种事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“恩将仇报”。这一问题不只是发生在老人身上，在其他场合和其他情况下也会出现，而且这样的事情自古以来都有。 　　

      应该看到，虽然现在有一些“扶不起”的非常不好的个案，但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好人好事，也有很多老人摔倒后被扶起来，只是人们熟视无睹，媒体也觉得没有多少新闻价值而不报道而已。所以，我们对案例要有比较清醒、客观的认识。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事，就认为整个社会道德崩溃，觉得“好事做不起”，甚至否认社会公德的意义与价值。 　　

      记者：您的意思是，我们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些案例，正因为我们现在还是非常期待和注重社会公德？ 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对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就是我们关注社会公德的一种体现，如果大家对这类事情都漠不关心，那么，这个社会真是有问题。另外，案例中谈到的见义勇为，这是一种社会倡导的公德，而这种社会公德在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只要社会存在，总有人处在危难之际，也总有弱者，他们需要别人伸出援手，而且实际上出于天然的情感和理性的反思，也总会有人对他们伸出援手。

      以怨报德：“反咬一口”伤害道德风尚 　　

      记者：有网民调侃说：“现在老人摔倒，没有10万真扶不起啊！”我们相信法律的判决是公正的，但是“扶不起”确实在挑战我们的智慧与良知。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好心帮助跌倒老人，却被违背良心反咬一口的现象？ 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从伦理学角度讲，导致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本身缺乏良知，没有良心。别人帮了他，他还反咬一口，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反映出这些人道德水平低下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与弱者保护有关。从社会角度看，确实有一个如何健全社会保障的问题。因为出问题的常常是弱者，他们自己和家庭可能没办法承担受伤后的大笔治疗费用，而社会也没有相应的医疗或救助保障。像案例中的老人，可能就是抱着讹一个是一个的念头。 　　

      当然，主要原因还在于个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得到别人帮助的人很多，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，你帮了他，他是非常感激的，甚至会想方设法地回报你。他们也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，能知恩图报，为什么案例中以怨报德的人不能如此？归根到底还是这些人没有良心，不具备起码的道德品质。

      记者：网络调查显示，路上遇到老人跌倒时，有62.54%的网友选择“绝对不扶，怕惹麻烦”，只有4.01%的网友坚持“扶，这是最起码的公德”。对此，您怎么看？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案例中的“反咬一口”问题对社会的最大危害是严重伤害了道德风尚，它会导致人们不敢做好事、不愿做好事，最终会导致社会普遍人情冷漠、良知麻木。一个社会如果这样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你所说的62.54%网友的选择表明，这种问题已经产生了恶劣的社会效应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些网友的选择也是不正确的。道理很简单，我们应该对这种极端不道德的行为理直气壮地予以谴责，而不能忍让、退缩，更不能因为社会中个别人“反咬一口”会引起“麻烦”而违背自己的良心，放弃自己做人的起码准则。　　

      “扶不起”：谁在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 　　

      记者：前不久，南京闹市区一白发老人跌倒，路人围观，但无人敢扶，最后是路过的意大利人救了他，为什么会出现国内民众群体性冷漠？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不能完全说是因为出现案例中以怨报德的现象才导致公众的“良知麻木”。“良知麻木”有人称其为“看客现象”。这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问题，应该说由来已久，历史文献中就有相关的记载。当代中国正处于熟人社会（传统社会）向生人社会（公民社会）转变的过程中。对于很多国内民众而言，只要处于危困中的人不是他们的亲人或者熟人，他们就很容易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，顶多在旁边看看热闹。而且他们会觉得即使自己不伸手援助，其他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会给自己在道德上留下污名。　　

      记者：卫生部刚刚出台了《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》，但有群众表示，技术指南太过专业，让我们更不敢扶了。您怎么认为？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制订这个技术指南是有必要的，有这个技术指南人们可以更科学地对跌倒老人实施救助。不过，对当前的公众来说，他们一般不大可能去学习和练习。当然，可以考虑将这种技术纳入学校教育的内容。　　

      遇到老人跌倒，确实要考虑一下怎么救。首先，不要伸手就去拉，可以先问一下老人情况怎么样，能不能自己起来，要不要扶一下。这样既可以防止发生不当救护导致的伤害，也可以防止“反咬一口”问题的发生。如果老人受伤严重，我们帮助不了，可以打120等请急救中心来救助，这样也算是尽到了公民义务。而且对于一个公民来说，见到他人处于危难时，他的义务是要勇敢地站出来“为”。“为”是前提，是义务，但怎么“为”才好，要理智，要认真考虑、谨慎行事。因而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，我们主张将“见义勇为”改为“见义智为”。　　

      “扶得起”：用公民意识来远离“良知麻木” 　　

      记者：其实，西方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有一个好撒马利亚人法，是给伤者、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。而我国还没有类似的规定，乐于助人、见义勇为更多的是一种自愿的行为。结合案例，您怎么看？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像案例中华南师大设立“搀扶老人风险基金”是难能可贵的，而且也许有一定效果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，增强其道德义务与责任感。如果运用适当的法律来强化，当然会更好。道德的底线伦理是与法制一致的，只不过道德除了要求行善和不作恶之外，还鼓励人们追求更好（善）、最好（善）。在现代社会，底线伦理法律化有助于社会公德的维护和强化。　　

      对老人摔倒需要实施救助。如果将这种救助法律化，既保护了老人的合法权益，也有助于社会道德底线的维护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施救者也要有法律保护，像案例中的施救者，他们伸出了援手，符合法律要求，但再栽赃他们，不仅要从道德上谴责栽赃者，也要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　　

      记者：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反思：“这些老人的做法只是少数，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。”“如果我们现在不扶老人，等我们老了，谁来扶我们？”作为伦理学学者，您认为应该怎样才能“扶得起”？　　

      江畅：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人的公民意识。要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角色，并明确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和责任。当然也要使每个人都意识到并且主动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，包括生命权等。例如，在别人遭遇危难时，我们有义务提供救助；在自己遭遇危难时，我们也有要求他人和社会提供救助的权利。　　

      由于出现老人以怨报德的个案，很多人认为是因为这些个案导致了“良知麻木”。我认为，如果说存在“良知麻木”的现象，根源还是在于当前公民意识不强，以怨报德的个案只是起了某种强化作用。社会公德是以公民意识为前提的，社会成员普遍缺乏公民意识，社会公德肯定好不了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每个人发生危难的可能性更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更需要人们之间的相互救助。有了这种互助，我们老了就有人扶，也“扶得起”。所以对于“良知麻木”，必须综合考虑，不能简单定论，而改变这种状况，需要增强公民意识，强化作为公民的义务感和责任感。而且在这个互助合作的社会，帮助他人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和基本的做人准则。一个人达不到这种要求、不遵循这种准则，就不配称为公民，是不健全的、有问题的人。